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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岗事件——铁路工人抗日故事

日期:2013年5月24日 11:14

1944年11月,在东北北部滨洲线上的黑岗车站,发生了一件重大的撞车事件。一列货车从尾部撞到一列日本军临车(军事临时列车)上。501次货车机车撞扁了,2501次军临车烧毁四辆,倒翻十几辆,弓起六、七辆。乘这列军临车的,是从太平洋换防下来的一个旅的全部日本军官,共有五十多人。只剩下两个活的,是他们的“侍从兵”。他们的上校旅长只剩下一口金牙和一只靴子。四十多匹洋马,几百支短枪和子弹,三个车皮的被服和口粮,都报销了。日本关东军司令异常惊恐,特派一个少将到离黑岗站不很远的昂昂溪车站去处理这件事。他们首先控制各报不准透露这个消息,同时用最残酷的办法审讯与事件有关的人员。但是直到“八一五”他们投降为止,也没弄出个结果来,所能知道的仅是:这个事件的组织和领导者是抗日联军、共产党。虽然他们无比气愤,可是也不能不佩服,这件事干的周密、利落、准确。尽管关东军封锁消息,可是这件事像长了翅膀一样传遍了各地。人们都说干得好,干得痛快。为这件事而牺牲的刘站长、扳道员、军临车长等烈士们的事迹更是被人们传诵着。

那是1944年11月的一天,刚下过一场大雪,天还没晴,窗外的北风“嗷嗷”直叫。我刚吃过晚饭,我们车的司机张瑞森大哥就来找我。他一进屋就说:“小王,今天咱们出趟乘。”还没等到我答话,我爹指着炕沿跟大哥说:“爷们,坐下暖和暖和吧,这么冷的天,你病刚好,能不去就不去吧。”爹把嗓门压低一些说:“犯不上卖命的干呐!”张大哥一边磕打脚上的雪,一边说:“我有命往哪儿卖不了,偏往他(指日本鬼子)那卖?没办法。”说着,用眼睛斜视我一下说:“兄弟,陪哥哥一趟。”我对张大哥的话比我爹说的还信,因为我愿开车,可是我爹这个老司机啥也不教我,张大哥是把着我的手教,有时教两三遍我还不会,他气的“乒乓”就是几个耳光子,把我打哭了,他又心疼地给我擦眼泪,数叨我说:“你这样不用心劲,得啥时候能开车呀?”我那时十八岁,我明白张大哥是为我好,他是恨铁不成钢。挨了打,我心里也感激张大哥。今天张大哥让我陪一趟,我没二话,穿上衣服就要走。我爹知道我的脾气,我想干啥谁也拦不住。他没说啥,让我妈给包几个饭团递给我说:“去一趟吧,听你大哥的话。”我们走到门口,张大哥回头对我爹说:“你老放心,今天我多教兄弟几招。”一出屋就觉着风刮到脸上象刀子刮的一样,我们蹚着没脚深的雪来到段上。

这时,司炉张兰亭正等我们,我们拿着东西直奔机车。我狠狠一拉笛,车开出了昂昂溪站。走出两站,到虎尔虎拉站,换了路签,我看看水箱满罐水,告诉了张大哥。他让我帮张兰亭把火烧旺点,气足点。这车一出站就像箭似的,用五十公里速度往前开。前站是“朱家坎”,“朱家坎”这边有个黑岗信号场。还差六、七分钟要到黑岗了,张大哥说:“气够了,你们过来歇一会。”说着,顺手把窗户推开往外看一眼,回过头来看我俩没歇,他喊:“过来歇一会。”我俩放下锹到他跟前。他倒坐在司机台上,两手扶我俩肩膀说:“咱是生死弟兄,无话不说,咱不给鬼子卖命,可是为了中国人,就是掉脑袋,心甘情愿。”这样话,过去我听他说过,今天听了也不觉有什么意外。可是他今天却和平日不同,他的两只眼睛睁得挺大,腮上的肉突突直抖。显然,心情是挺紧张的。过了一会,他又拉着我们俩的手,笑了。他说:“兄弟,咱们总算对得起中国人。”他的话音刚落,就回过身去往窗外看,我也看了一眼,黑岗信号场是红灯,我刚要说:“红灯,停车。”没等说出口,张大哥用胳膊搂住我俩脑袋,就听“当”的一声,像天崩地裂一样,我忽忽悠悠地迷糊过去了。

像做梦刚醒似的,听张大哥喊我们,我答应一声。他问:“路签呢?”我顺手在地下一摸,摸着了,站起来递给他。这时张兰亭也站起来,我们俩一看,张大哥满脸满嘴的血,张兰亭要给他擦,他说:“不用!你俩没碰伤挺好,这是撞车啦。”说着我掏出表一边看一边叨念:“21点54分。”用粉笔写到锅炉上。我一看气表一点气也没有了,机车像汽龙啦。外边“爹呀”、“妈呀”直叫喊,子弹乒乓爆豆似的响。我知道这是撞到“军临”车啦,我们俩吓的直呵呵的。张大哥说:“你俩在这别动,我到站上看看,鬼子要问,你们就说不知道,把路签收好就能保住命。”说着他就从窗户跳出去了。

他走后,我们俩待了一会,我说:“咱们别在这待着,看鬼子来了把咱砍了。”我们从门洞钻出来,蹦到地下一看,前边四个车箱都着火了,照得通红。有的车“弓”起来,有的车没有篷了,那里的鬼子露着半截身子光溜溜的脑袋让火烧的直冒油。我俩正看着,从前边过来两个鬼子,打头的是上士,后边跟着的是下士,他俩满手满身的血,“皇军”的威风全没啦,恐惧的问我们:“太君的有没有?”我说:“没有。”他一边比划一边问:“炸弹的,轰轰?”我晃头说:“不明白。”他四外看看没别人,叫他身后的鬼子往站上走,他冲我们说:“太君的,通通死啦的,我的大大太君。”他扔下那些还没死的鬼哭狼嚎的鬼子奔站台走去。鬼子走后,我说:“跑吧?”张兰亭说:“不行。雪地里啃出脚印,鬼子准能撵上,抓回来鬼子说咱们是故意干的准没好。”我寻思也对,张大哥不让我俩走咱不能走。不大一会,来了一辆轻油车,全是宪兵,把黑岗站包围起来。来了一个官是少将,我俩一看这事闹大了,他们用灯各处照看,把我们俩从机车底下拉出来。让我俩站在机车旁边,不让往“军临”车那边看。我们只好眼睛瞅着地,偶而用斜眼往那边看一看。我再往地上看的时候,发现在我脚前不远的地方有块表,我趁鬼子不注意把它拾起来,一看是个铁路专用的怀表,表针指着21点54分。莫不是张大哥他们早已订好在这个时间撞车,故意把鬼子撞死?想到这,我激动的心呼呼直跳。我感激张大哥他们给中国人出了一口气。我又想,这块表是谁的呢?肯定是铁路上的人的。他是谁,是跟张大哥一样的好人吧!我想得入神,鬼子看见我拿一块表,就顺手抢去,不住的骂着。天渐渐放亮了,看道台子上雪都成红的啦。车板上红一块紫一块的血迹,鬼子的半截身子、胳膊、腿,到处都是。这工夫又来一趟车,下车的人都往这边跑,鬼子领着些个狼狗“汪汪”直叫。鬼子宪兵连骂带打地把我们押到站房里。一进屋,我看见张大哥在那,站长刘祥福满不在乎地抽着烟。我早认识他,听人讲他是铁道学院毕业的,放着“阔事”不做,偏愿意到这不丁点的小站来当站长。我冷不丁地想到,这个事是不是他干的。又想到他平常文质彬彬的,总是笑呵呵的,怕没这么大的胆子。我又仔细端详端详他,看他那个满不在乎怪沉着的劲儿,又觉得像是他干的。想着想着又想到表的事了,我想,那块表也许是他的?要是他的,那准是他和张大哥他们有计划地要撞“军临”车。我正猜解我这一脑袋问号时,鬼子宪兵拿手铐子把人们铐在一起,我左手跟张兰亭右手铐在一起,我右手跟张大哥铐在一起。我暗暗一查,整十三个人。我认识的是刘站长、张大哥、张兰亭,还有黑岗信号场的扳道员,另外八个人我不认识。鬼子押着我们,每人身后两个宪兵。往火车上走的时候,张大哥看我象挺难过似的,就说:“咱哥们‘抖’起来啦,一个人两个‘护兵’。”上了火车,我心挺乱,低着头不吱声。张大哥以为我埋怨他,总找机会跟我和张兰亭俩使眼色,看我俩不答话,他哼哼起《满洲姑娘》来了。我用眼睛瞪他一眼,他还唱,后来我听着词不对了,哼的是:“我的两个满洲姑娘,昨天下晚是好风光,一口咬定,都给他不认帐——”我们都明白他的意思。他哼哼完了,刘站长就跟日本宪兵闲磨牙。开头几句我没细听,后来听到宪兵问他,他说:“太君生气大大的,我们说话的没有,太君问一句,我们说一句。”我们明白他是告诉我们少说话。我觉着这有些智谋。到了昂昂溪一下车,我就使劲地往我家那边瞅,寻思能见个亲人。进院一看,墙上拉着电网,鬼子都端着上了刺刀的枪,正房右边有个狼狗圈,二十多条狼狗直扑直叫,象要把黑木头栅栏撞开扑我们来一样。本来是晴天,可是就觉着这院里阴森森的,鬼子把我们押进正房里。一进屋,我看一个大办公桌,上边点着绿色台灯,墙是黑绿色的,窗户都用黑帘子遮着,一点阳光也没有。墙上挂着日本战刀、皮鞭子、马棒等。站在桌角边一个穿洋服的日本鬼子看我们进屋就提起破锣似的嗓子喊:“通通死啦死啦的,不值一个马腿。”我心里说,可不是都他妈死啦,一个没剩。这时刘站长冲鬼子说:“太君的通通的死啦。”这个鬼子一听,气的一蹦高,搂头盖脑的打刘站长几鞭子。刘站长顺嘴淌血,可是他象满不在乎似的。大办公桌后边坐着那个日本官告诉翻译让我们坐在靠墙的长条凳上,每人给一碗热水,让鬼子宪兵拿“极光”烟卷给我们抽。刘站长又喝水又抽烟,像真招待他似的。鬼子官眯缝着眼睛笑着问我们话,我看他的笑比哭还难看。扳道员先答话,他说:“军临车在第三道线上待避客车。客车过去了,我扳军临车旁边的道岔,可是冻住了。我怕耽误时间,问站长,站长说扳开三道线的后岔子,车从三道退上一道正线再开。正退着,就来了501货车撞到‘军临’车上了。”鬼子又问刘站长,他说的跟扳道员一样,就多了一句:“我为了让‘军临’快快开走”。鬼子又问“军临”司机,司机说:“站长让我退,我用十五公里速度退的,正退着就撞上了。我腰都撞坏了。”鬼子又问张大哥,张大哥说:“我是五十公里速度进站的,站上没有停进信号。”我跟张兰亭同张大哥说的一样。鬼子又问站上的别人和军临车的乘务员。他们刚要说,刘站长抢先说道:“太君,九状不离原词,就是这么回事。”鬼子有些生气了,顺手就给他一鞭子,说:“你的,说话的不行”。那几个没说话的人一听刘站长说“九状不离原词”,就都照大伙说的那样说了一遍。鬼子这时可急了,左一鞭右一鞭子的往大伙身上乱抽。抽了半天又问,还是这套话,又乱抽一顿,再问还是这套话。鬼子看大伙异口同词,也不知怎么好了,在屋里急得乱转、乱叫、乱打。刘站长这时虽然满脸是血,还是趁鬼子歇气的时候冲大伙点头。我明白他是说大伙做得对,看鬼子能把咱们咋的。刘站长这“九状不离原词”,跟大伙点头示意,大伙心里就有底了,鬼子怎么问,怎么打,话都是一样。气得鬼子啥法也没有。过了一会儿,几个鬼子一嘀咕,就把我们从屋里又押到院里,往狼狗圈那边推。这时有好几十鬼子兵端着刺刀站在狗圈四周,几个鬼子打开狗圈门,狗直往外扑。就听这群狗乱叫乱咬,四边的鬼子也呐喊助威。我们的人没有一个吓软的。鬼子又把我们弄到屋里拷打,还是那一套话,直到我被打昏了。

我昏昏沉沉地醒过来,听旁边有哼哼声,闻到打鼻子的血腥味。勉强睁开眼睛,觉着浑身钻心的疼,支撑不起来。我咬牙忍住疼,看到这是一个不大的小黑屋,一盏小电灯从铁栅栏门照进来。这是监狱不是狼狗圈了。往左右看看,人都横躺竖卧的。有的哼叫着,有的还在昏迷不醒。一股恨劲从我的心里涌出来。我大哭起来。哭了半天,觉得有人叫我,我咬牙支起身子一眼就看见刘站长靠墙坐着,满身满脸的血,两眼炯炯发光。再看张兰亭,头枕在他腿上,也是满身的血,在大口喘气。一看,我就心疼了,刚要哭,就听他问:“你怕了吗?”我不知说句啥好。他让我把张大哥扶起来,我费了挺大劲爬到张大哥跟前,把他扶起靠墙坐起来。这时别人有的挣扎着翻身,有的支起身子往起坐。张大哥亲切地跟我说:“兄弟,别怕,鬼子不能把咱们咋的,就是把咱们弄死也值个了。”刘站长接过来说:“大伙别哼哼,叫鬼子听着好像咱们没‘种’似的。”他一说,把我的刚强劲提起来了,别人哼哼的也差一些了。过了一会,刘站长说:“一会鬼子还得给咱们倒水拿烟的,他怕咱们。”这时候大伙眼光都集中到他身上,看他这种刚强劲,大伙都挺起了精神。我这时不觉得疼了,眼睛只顾注意他,心想:我真没看见过这样刚强的人,看他好象越来越高大起来。他是我们的“主心骨”。又过了一会,鬼子给每人送来一个饭团,大伙不想吃,刘站长说:“谁不吃是熊包,咱们脑袋都扔到地下了,还有啥好怕的?不吃给鬼子省下吗?吃!”他一边说一边晃晃悠悠地站起来拿饭团给大伙,张大哥也帮助分。我们都吃起来。吃下饭团好像精神了许多,大家有的坐着,有的躺着。

鬼子又来押我们去过堂了。

刘站长先走到门口,对大伙说:“记住,九状不离原词。大伙往下摘自己,推给我。我的责任重,鬼子不能放了我,咱们少死一个是一个,大伙去做个好人,就算对得起我了。要有机会照看照看我的家——”说到这,我止不住眼泪淌下来,心酸、心疼,说不出是一股什么滋味。忽的,又听张大哥说:“不能,要——”没等他说完,刘站长隔着人对他脸唾一口唾沫,狠狠地说:“你发昏啦!”气的身子直颤。我从来没看见刘站长发过脾气,今天怎么这样?我不明白张大哥哪儿得罪他了,气成这样。鬼子听不明白他俩说啥,以为他俩打架,就连推带骂地把我们弄到那个审讯室。从院里一过,那些狼狗又狂叫起来。我注意了,一个鬼子官坐在桌子后边,瞪着眼睛看我们。大伙还是昨天那些话,把他气得五雷暴跳。又开打了。头一个打的是扳道员。抽几鞭子,鬼子说:“你心的坏啦。”扳道员一听这话,气的浑身直抖,抢过一句话:“我的心好,你的心太坏啦。”鬼子听他说话,停住了鞭子,一听是这样的话,气的又是几鞭子。扳道员气急了说:“是我干的,你咋办吧。”鬼子官一听,像吃了一副消气丸似的,回身坐到椅子上,呲着牙眯缝眼睛问:“你的,干的?谁让你干的?好好说的,死啦的没有。”这时只听刘站长大声咳嗽了一声,鬼子看看他,看看扳道员,等了半天也没听见谁说什么。鬼子忽的站起来,气得拼命敲桌子,让刘站长说,让他到桌前来。刘站长刚走到桌子那,鬼子迎面就是几鞭子,打得他晃一下,两手扶在桌子上。我们的心疼得都要蹦出来了。就看刘站长两手一举,用手铐子向鬼子打去,隔着桌子没打上,“吭”的一声,手铐子打在桌面上。鬼子吓愣了。坐在椅子上的官一叫喊,几个鬼子宪兵才想起来,拿枪对着刘站长。刘站长像没看见一样,眼睛冒着怒火,冲鬼子官说:“他不知道!要问,你问我!撞死你们五十几个算是便宜了你们。”这时我看张大哥急的直搓脚,他也替刘站长害怕。可是鬼子官像“熊”了一样,再没敢抽打刘站长。审讯平和地进行着。刘站长跟鬼子官由方才的动手变成了动口,一问一答。我正纳闷为什么变成这样,就听鬼子官像嚎叫似地喊:“共产党的多少?”刘站长一字一音地说:“数不清!”我听到“共产党”这几个字,心里有一股特别的劲,不光是因为第一次听到,更重要的是我知道了刘站长是共产党,怪不得他是我们的“主心骨”。

鬼子把我们十一个人押回监狱里,给刘站长、扳道员带上双手铐、双脚铐,押到另外的地方去了。刘站长炯炯闪光的眼睛,挺拔的身板,沉重的脚步,“哗啦、哗啦”的脚镣子的声音,一直在我脑子里旋转了好几天。张大哥、张兰亭也是一直低头无语。我想,他们也在想念着刘站长他们。

第八天头上,鬼子把我们十一个人押上汽车拉到铁道警护队,我们寻思这回要杀或是要砍我们了。没想到,进警护队看见日本段长芦田,他让我们找保人,就把我们放回家了。我们像做梦一样回到家里。我爹看我浑身是血疤,眼里含着泪说:“不如当时撞死了好,省得遭这个罪。我把你豁出去了。我想你若是死了也值个,一个换好几个!”我爹逼我在家养伤,哪儿也不许去。又过了半个多月。一天吃过早饭,我爹告诉我,张兰亭死了。我一下子愣住了,半天才觉着这是真的,眼泪下来了,我哭不出声。我爹把我按到炕上,这一天我有说不出的难受,想哭又哭不出来。从那日起,一连昏昏沉沉好几天,脑子里象演电影似的:撞车、表、宪兵队、狼狗圈,刘站长、扳道员、张兰亭、张大哥,——转一遍又一遍的。一天晚上,我爹递给我一个纸条,上面写着:

清立兄弟:

我盼你在看见我这封信的时候病全好了。出来不几天我就逃了。我特别高兴的是我找到了党。我在这过的很好。别的事你能知道,我要告诉你的是:鬼子放咱们出来不是了事,是放长线钓大鱼。你最好是赶快躲起来。

刘站长、扳道员他们让鬼子整死了。这个仇我们一定要报!一定要报!他们死得很英雄。刘站长是“撞车”事件的领导人,大伙都说他死的值个。还有那块表,是“军临”车长的。他是咱们的人,他也死得英雄。他知道不能亲口向上级报告,才把表扔到车下,用它报告他在21点54分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务。这些事你知道就行了,别跟外人说。

                                                  大哥

张大哥这封信提醒了我。我爹也说,从我出来以后,晚上,房前屋后总有黑影。这准是鬼子的探子。我们一合计,就托人找大夫给我开个证明到哈尔滨去治病,其实我跑到扎兰屯亲戚家躲起来了。直到“八一五”光复,这件事才算了结。

光复以后,我又当了司机,我找到了党,并且参加了党。我一刻不停地努力工作,因为我体会是党在领导我们奔向幸福的前程。我常想:我不好好工作,就对不起那些死去的先烈,是他们用自己的生命换回了我的生命,是他们把幸福留给了我们。

每逢白雪漫地的冬天,火车“呜呜”叫着,我就想起黑岗事件。从这个事件又想起那些可亲可敬的人:中等身材,两眼炯炯有神,有说有笑从来不发脾气的刘站长;身子魁伟,秉性刚强,从来不说软话,一副热心肠的张大哥;那个我没见过面的“军临”车长;同在一起的司炉张兰亭;不知姓名的扳道员——虽然事隔多年,可是当时的情景,他们的模样,在我眼前还清清楚楚的。

(本文由王清立讲述,刊登在1960年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的《黑岗事件——长春铁路工人斗争故事》一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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